五里牌，我心中的城

喻林

年纪渐长，越来越喜欢唠叨年轻时候的事。最近组织上调整我到五里牌街道工作，又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些陈年旧事。我惊喜地发现，我和五里牌的缘分竟是如此深厚，是我此前从未觉察到的。

我十五岁到长沙求学，在第一师范读书五载。那是1994年，我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省会，满眼都是新奇的。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叫做天星村，据说是天上掉下一颗星，在山间砸出一个大坑，名曰天星堰，村子因这口堰塘而得名。来到长沙，才得知长沙的得名居然也与星星有关，使得这座古城与几百公里外的老家有了共同渊源，顿觉亲切无比。当年我落地长沙的第一脚就在如今五里牌街道办事处旁边的湘运车站，可以说我对五里牌的第一印象就是对长沙的第一印象。

五年寒窗，五里牌是必定常去的。比如金苹果大市场，只有那里的衣裤鞋袜是我们学生勉强消费得起的。实事求是地讲，以我当时的经济实力，金苹果实属高端，每当迈进那座高高大大的红色门楼，都要深吸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我又要过一段勒紧裤带的日子了。

大家都说在金苹果砍价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表演学、博弈学等诸多学科，要和商家斗智斗勇一番。我们这些学生哪里懂得这些弯弯绕绕，便总结出“砍一半”、“掐去头”、“抹个零”之类的具体操作办法。到了砍价时，却是胆战心惊，生怕下手太狠老板发飙骂人。但无论我怎么横下一条心去砍价，老板最终总是摆出一副亏了血本极不情愿的样子和我成交，说着“算哒算哒，开门生意，交个朋友”之类的，麻利地包好塞到我手上。搞得我每次都忐忑不已，到底是捡了漏还是亏大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砍价这门学问极其复杂难以掌握。

二十多年过去，现在的金苹果仍是当初的模样，除开多了一层岁月浸润过的包浆，几乎没什么变化，商户满满当当，货品满满当当。如今再次来到这里，已然没有了当年超越消费能力的心理斗争，甚至颇有些扫货的豪气，更有一股怀旧之意涌上心头。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哥买的不是衣服，哥买的是情怀。我仿佛看见人群之中有个少年战战兢兢砍价，仿佛想起儿时有了新衣服的阵阵窃喜。客观地说，如今金苹果的货品性价比极高，花色门类齐全，不乏时髦潮品，质量也是不错的，如果没有品牌执念，仍然值得一逛。

毫无疑问，火车站是五里牌的头号地标。1998年，石长铁路开通，我的家乡通了火车，我得以第一次走进这座宏伟的地标，第一次乘坐火车。一切都是新奇的，同时一切都是令人着急的，我真正见识到了“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而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客观描述，我总是被汹涌人潮推挤着被动地前行。母亲总是担心我在路上把学费弄丢了，给我买了带有口袋和拉链的内裤，把钱放进去，拉上拉链，还要用针线把钱小心地缝起来才放心。现如今小偷几乎绝迹，想起当年夸张的防盗措施真是好笑。

二十多年来，我到过许许多多地方，而前往外地的大部分行程都是以火车站为起点，以五里牌为起点。

我总认为，坐火车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都是在旅途上迸发出来的，比如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孟浩然的“江清月近人”，纳兰性德的“故园无此声”，写尽了旅途的美好和哀怨。而一路飞驰的火车能够放大这种体验，看到车窗外的人、物、景以惊人的速度平滑地流动，总能激活内心的澎湃潮涌。无奈我水平不够，虽然感受到灵感的跃动，但喷薄不出来。

如今的火车站，除了普快之外，又增加了城际铁路，还将有高铁投入运行，这将极大强化火车站的枢纽地位，凸显五里牌通江达海阔步八方的鲜明特质。

时间来到1999年，我毕业了。那个年代的师范生，国家是包分配的，如果一切顺其自然的话，我将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去任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在那个还不太时兴自主找工作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芙蓉区的教师招聘会。现在想来，当时的竞争压力真的很小，前来应聘的学生大概只坐满了两间教室，不过几十人而已，和现在动辄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竞聘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依稀记得当时毫无准备地做了一张内容五花八门的考卷，题目包括诸如北约空袭南联盟之类的国际时政，以及-1/2的倒数是多少之类的常识。当场笔试，当场面试，没过几天我和好几个同学就收到了录取通知。

第一次尝到主动出击的甜头，接下来我又想选一所心仪的学校。我的老父亲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我便征求他的意见。其实他对长沙小学教育的了解程度并不见得比我更多，他说得上名字的长沙学校屈指可数，却对燕山小学充满了莫名的好感。

燕山小学位于五里牌街道燕山街社区，无疑是一所极好的学校。我便又深吸了一口气，抖擞抖擞精神，拿着简历单枪匹马走进校长办公室。当时的校长是长沙小学教育界鼎鼎大名的张定浙老先生，特级教师，德高望重，十分和蔼，他亲自接待了我。见面时是如何寒暄的，我已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张校长了解到我是学音乐教育的，便将我带到一间音乐教室，打断上课，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清唱了一首《银色的月光下》，又弹了一首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婉转忧伤的曲子被我弹得慷慨激昂声势浩大。张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几句不错不错，我便告辞，走出校门时已是一身汗津津。事后，我对这次面试的自我感觉很是一般，谈不上多丢人，也谈不上惊艳。此后我便回校准备毕业考试，安安心心等消息，再无主动出击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这次面试之后不久张定浙先生就退休了。此后张先生一直活跃在文史战线上，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干出了很多令人景仰的成绩。对于张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优秀真的是一种习惯，退休了仍然可以耀眼夺目。

我在芙蓉区工作几十年，其间也曾在多个工作场合和张先生见面。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起多年前在燕山小学面试一事，老先生记性极好，也许是我当时脸皮太厚令人印象深刻，他仍然记得当年的旧事。他说，那次面试没有下文，是因为学校并无人事权，更不能自主招聘。想来我实实在在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在完成岗前培训之后，终于迎来了分配工作的紧张时刻，我被分配到了火星小学。火星小学历史悠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开始办学，而火星小学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叫作五里牌小学。学校旧址位于如今的京广铁路和远大路交汇处附近，也就是历史上五里牌这个地名的确切点位附近。因为七十年代修建火车站，学校搬迁至火星镇，到了八十年代把校名也改了。

初到火星小学，初入职场，从学生转变为老师，我居然有点风水轮流转、小人终得志的错觉。我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同事很淳朴，学生也很淳朴，时时处处让人感到暖心。九十年代的教师工资仍然十分微薄，学校一度没有食堂，也没有职工宿舍，我拿着三四百块钱的工资，需要应付房租、饭钱，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对我这个外地人来说，吃饭尤其是个大问题。每每下班，把学生们送走，我便杵在校门口发呆——我的晚饭在哪里呢？于是，时常有同事下班喊我到家里吃饭。又或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同事们往往会想出一些修电脑、做课件之类的小事让我帮忙，我便欢天喜地屁颠屁颠地跟去，显得这顿饭吃得心安理得理所当然了。此后我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始终备着一把螺丝刀，随时准备着开箱修电脑，而背后的动机无非是混口饭吃。

学校周边当时属于城乡接合部，校园不远处还有农田、鱼塘之类的，一到晚上便可听取蛙声一片，同事同学们都称这是乡里。每到周末，我们一帮年轻老师便会相约进城，而所谓的进城，往往是指去五里牌的阿波罗商业广场。有同事穿了新衣服，便会以显摆的口吻说道：“阿波罗买的咧！”同事们便会啧啧称赞。

我曾请教同事“进城”二字的具体含义，他们告诉我，到了五里牌小学的旧址，也就是过了京广铁路，即算是进了城。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五里牌就是我们的城。现如今，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城乡界限，早已不在五里牌，但在我心里，五里牌是永远的城。

记得校门口附近常年有几个摩的师傅等客，已经和我形成了深度默契，只需说一声“进城”，他们便会将我精准地送到阿波罗门口。那时候的阿波罗，几乎可以满足我对“进城”的所有想象：恢宏宽博的体量，简直可用“辽阔”来形容，熙熙攘攘的客流，完美诠释着与国际潮流的无缝接轨，各色精美灿烂的货品，足以闪瞎眼睛。当时它带给我的强烈震撼远非几十年之后国金中心所能比拟。当然，标签上的价格也是高攀不起的。每每有老家来人看我，我总是要陪他们逛逛街，阿波罗始终是首选，他们也总是和我一样如同刘姥姥一般。在阿波罗的光环加持之下，亲友们总是对我称赞有加，说我混得好，仿佛这阿波罗是我的私产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长期沾着阿波罗的光。

对我来说，进城实则是另有考虑，要么是去蹭冷气，要么是去打牙祭。阿波罗门口有一家肯德基，对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肯德基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必须用汉堡和鸡翅把胃里的每一个缝隙都塞得满满的，便浑身舒坦了。一顿下来，要花去一二十两银子，如同割肉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仍然真真切切。

阿波罗留给我的回忆简直是海量的，国庆五十周年阅兵，是在这里看的直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那个跨年夜，我和朋友们在这里疯到凌晨，以及第一次做贼似的给老婆买内衣作为生日礼物，也是在这里下的单。

如今的阿波罗，仍是原来的总体面貌，只是没有了几十年前进城的仪式感，而是以更加亲民的形象示人。其中的业态也更加丰富，吃喝玩乐无所不有，高端消费和大众消费都能兼顾，茶颜悦色之类的网红店也相继进驻，满足着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

进城的活动范围当然不仅限于阿波罗，蒸菜街的浏阳钵子菜、车站路上的杨裕兴、五一路上的晓园摄影城，以及燕山街的各色小吃，都是我打发业余时间的好去处。当年的那些门店有的已经搬迁，有的已经转型，但五里牌的袅袅烟火气始终未变。

此后我结婚生子，把家安在二里牌。我不知道二里牌和五里牌这两个地名的由来是否遵从了同一历史逻辑，可以确定的是我家距离五里牌很近。确切地说，二里牌社区所在的朝阳街道和五里牌街道只相隔了一条五一路，推开窗户，满眼更多的是五里牌街道的人间烟火。

位于燕山街社区的袁家岭友谊商店就在窗外不远处，理所当然地取代阿波罗成了我们一家新的去处。友谊商店楼上有一家儿童游乐场，我家小子很是喜欢，给他办了一张会员卡，每次都要玩得一身透湿方肯作罢。友谊商店曾经创下单店年销售额20亿元的傲人战果，这是一个即便放到现在都堪称天文数字的业绩。我在区政府研究室和区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屡屡在各类材料文稿中提到友谊商店，也算是见证了友谊商店的发展。略为内疚的是，虽然我就住在它边上，但我个人对它屡破纪录的销售额的贡献度实在少得可怜忽略不计。

如今长沙百货业的发展格局日新月异，友谊商店面临激烈竞争，如何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是它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友谊商店仍然倔强地生长着，仍然是长沙地理中心的商业旗舰，强势占据着五一大道的C位。

我在研究室的经历堪称漫长，我曾自嘲“专业打字十多年”，我把人生中的最好时光、青葱岁月献给了“材料科学”，起草的各类材料文稿只怕是有数百万字，而五里牌始终是我笔下的高频词汇。比如擎天广场以及后来的敬天广场、佳兆业广场、潇湘大厦、大同小学等等，几乎写遍了五里牌的每一个角落。

2011年，芙蓉区实施新一轮街道行政区划调整，我代表区政府研究室参加了相关讨论。在研究五里牌街道的调整方案时，与会人员对于街道名称曾经有过一些不同意见，袁家岭街道、晓园街道、燕山街道等等都是候选方向，但最终主张五里牌街道这个名称的意见占了上风，主要是考虑行政区划名称要有历史延续性，不宜频繁变动，以免给社会面带来困扰。五里牌这个地名古已有之，历史上的长浏古道经过此处，距小吴门、东屯渡各五里路，古时候即在此设有驿道路牌，光绪年间又在此建造杨氏贞节牌坊。五里牌因路牌而得名，或因牌坊而得名，或是兼而有之。如今五里牌已列入长沙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市政府特别强调，对极具历史价值、文化厚重的历史地名，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传承、利用和宣传。这也意味着，五里牌这个名字将会一直叫下去。这是我十分乐见的，保护这个地名，也就是保护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长沙人的记忆。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谁能想到如今我到了五里牌街道工作，无疑是再次加深了我和五里牌的缘分，我和五里牌将会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五里牌是我过去的城，更是我现在的城，未来也将是我永远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