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分闱｜文脉长沙

　　朱鹏飞

　　壹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夏日长沙热得跟蒸笼似的，日头把麻石板都晒出了油。

　　这天，湖南巡抚衙门前被挤得水泄不通，都是从各府州厅（县）赶来的读书人。有穿着细绢襕衫的富家公子，摇着湘妃竹扇；也有披着粗布短打的寒门学子，手里攥着个装了荞麦饼的油纸袋；还有留着山羊胡须，嘴里嘟囔着“盼个十年八载，终得遂愿矣”的老童生……

　　人群时不时“嗡”地往前涌，幸好那鎏金石狮镇住了阵脚。前头被踩掉鞋子的人顾不上责怪，后排纷纷踮脚伸颈，唯恐漏看。现场喧嚣嘈杂，宛如煮开的沸水，与衙门上那笔锋刚劲的欧体对联“但愿民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形成了鲜明的反衬。

　　啥事呢？原来是巡抚衙门檐下张贴了雍正皇帝诏谕礼部的《两湖分闱谕》，有秀才抑扬顿挫、不急不缓诵读着：“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

　　这时，一个背麻黑布袋的年轻书生说话了：“原吾等拟又将涉洞庭之险，或有不测葬身鱼腹。历数历任巡抚累累上疏，终得在长沙乡试，无需再蹈此危途，获亘古未有之大利。向之榛莽荒遐之湖湘地，异日当繁花盈畴。”这位书生血气方刚，攥紧拳头，眼中泛着热光。

　　一个瘦脸半百书生拍手称快：“往日赴武昌应试，舟资不薄。今改长沙开考，省下银钱可多支应月余生计。”恐是一位屡败屡战的老童生，边读诏谕身子边微微颤抖，老泪纵横。

　　旁侧一位胖书生则拍腿大笑：“家父早已在城北置下宅第。此番甚好，我等弟兄皆可迁居于此，省却栖身客栈之苦！”

　　突然有人拔高嗓门：“长沙建贡院，两湖分闱！吾等臣民定当勤勉苦读，不负家乡厚望，不负父老期许！”共鸣声突起，众人跟呼。

　　一阵雷阵雨，突然倾洒而下，不一会儿便袭转他处。四散躲雨的士子们，又迅速聚拢在巡抚衙门前。

　　“明年二月为乡试之期，尔部可即行文湖南巡抚，若能于二月之前预备场屋，则于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至于湖广通省取中原有定额，今既分闱，其取中之数应如何分别，湖南湖北巡抚公议，著湖广总督从公酌定具奏。”有书生接着读，“分闱”炸开了锅，如长了翅膀似的在人群里飞。

　　有人磨墨开始抄上谕了，墨迹未干便被人抢着卷走。一个着儒衫的教书先生，亦从布兜里掏出宣纸，右手抄，左手则紧张地压着宣纸。口中喃喃自语：“吾抄将回去，贴于族学壁上，与弟子们同观，好一同赴考……切莫抢吾宣纸！”

　　有个书生站上石礅，操着浓重的湘乡话喊：“着巡抚衙门即刻兴工改造书院，明年二月乡试前贡院告竣，岂不妙哉！”湘乡官话有些难懂，人群爆笑过后，都帮起腔来，振臂高呼。

　　街道对面樟树下蹲满人，书生们解下衣服当扇子。算命先生的摊前最是喧闹，他高声道：“公子印堂隐带霞彩，文曲星临凡！待到来科，龙虎榜上定高中解元，此福缘千年一遇。”

　　旁人打趣道：“当年，隔壁刘蜕破荆南道天荒，今日已然卜出三位解元！哈哈，亦破天荒啊！”

　　算命先生不恼，应道：“我何曾说定是明年？或明年、或后科俱未可知。客官付了卦资，安心等候便是，解元之位定然不差。”

　　书童摸了摸袖中银两，硌得发怵，凑近正算命的主人耳畔：“公子，盘缠已然见底，若再花钱买这签文……”

　　“休得胡言聒噪！”公子闻言，折扇“啪”地一展，扇面“青云直上”四字墨色尚新。书童当即噤声，不敢再言。众人大笑，纷纷怂恿付钱。

　　两湖分闱谕，到处都议得热火朝天，火热的长沙城再添一把柴。

　　贰

　　第二年仲春二月，乍暖还寒。来自湖湘大地的七八千名士子，络绎不绝涌进长沙。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不及弱冠的青年；有肥马轻裘、呼奴喝仆的富家子弟，也有独自一人挑着书箱、布衣旧衫的清贫寒士。

　　一个个扎着长长发辫、满嘴诗云的童生走在街上，长沙的客栈一时爆满。贡院西街黄笏堂的“自福”客栈，早已一床难求。

　　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有些地区或宗族为给本族士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提供方便，早已在长沙购置房屋，派人管理，只收伙食费、不收住宿费。

　　入闱之日，贡院前坪熙攘如潮。人群中，一官员身着石青官袍，足蹬玄色方头朝靴，腰间蓝色朝带嵌着珊瑚饰物，光华内敛，不怒自威，举手投足间，自有运筹诸事、沉稳卓然气度——此人，便是主持贡院修建的布政使宋致。靴子踏在麻石上咯噔作响，每一步都沉稳健朗，朝冠上翎羽随他走动而轻颤，满溢文人风雅之姿。

　　去岁，皇帝诏谕喜从天降，宋致激动不已：“本朝定鼎来，武昌同闱应试已数十载。今上深恤楚南才俊跋涉之苦，吾虽才疏，建闱之劳，岂敢不竭力任事？”

　　宋致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不敢有半分懈怠。无论是图纸审核、施工监理，还是物料筹备调配，皆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即便是号舍内铺就的木板，也要试坐查验；砖缝尺寸亦逐一精细丈量，务求拼接严丝合缝。贡院的头门和龙门3扇、望楼4座、鼓亭2座、东西官厅8间、公堂和衡鉴堂各5间、内帘房舍32间、考生应试起居号舍8500间，及提调、监试、后勤配套用房150间，桩桩件件，宋致在心中历数，难掩那份不负初心、终成其事的欣然与振奋。

　　贡院正中，朝廷钦派的主考官肃立凝望，见整座科场规制宏阔、气象磅礴、布局严谨，诸事完备，文运昭然。主考官移步于新筑的龙门，轻抚坚实厚重的墙体，指尖拂过砖石间尚未干透的朱漆……抬眼望去，檐角飞翘，云纹翻卷，脊兽巍峨。念及湖南昔日科举路之艰难，而今兴造之盛，主考官心生肃然：“湖湘人士向来敢为人先，着实令人敬佩。”

　　晨光漫过檐角铜铃时，主考官率众考官来到赐闲湖旁边，举行祭祀仪式暨开考仪式。他们向大成至圣孔子位读文、喊礼、祭告，行跪拜礼，以彰威仪。

　　贡院门外，左侧置红旗一面，右侧置黑旗一面。祭告毕，差役挥动着旗帜引应试者入内。

　　年龄参差不一的士子背着被包，提着考篮，按府县通道候队。入考场时须经点名、搜身，核对籍贯、年龄、面貌特征等。

　　士子们持先期发下的“坐号便览”，按号序鱼贯而入，依次步入狭长逼仄的号舍。每间号舍进深约一米四，宽仅一米，高两米二，空间局促；仅开一小窗，兼作通风、采光与对外通联之用。内设有两块可抽动的承板，日间为书案，供考生伏案答卷；入夜作卧榻，勉强栖身歇息。四壁合围的号舍，如一只只平置的鸽笼，挤挤挨挨连成一片。

　　乡试分三场，第一场为“八股”，第二场为“经义”，第三场为“对策”和“诗赋”，每场三日。考生人居一间号舍，将在里面度过九日的饮食起居。试前入内即封号栅，至交卷时方可开启，以免舞弊。上午鸣鼓，外帘官递试卷入号舍，傍晚鸣鼓收卷。出场时，视完卷人数，于午前、午后、傍晚各开门一次，称放牌。

　　待全体士子入场后，大门落锁，严防出入。考场内外肃静森严，全是士子的忐忑与期许、老童生的释然与坚定。三声礼炮轰然鸣响后，湖湘才俊个个胸藏经纬似湘水北奔，其势宛若千帆竞发，仿佛能嗅到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的翰墨余香……悠远的文气与木漆清香、砖瓦清气交织相融，迎面漫来。

　　湖南巡抚魏廷珍以监临官之职正率提调、监试等众官员，场闱关防、士子搜检、场内弹压诸事，无不亲自检视。魏廷珍举止端凝，步履沉毅，目光所及自带凛然威严，尽显代朝廷监临科考、维系场规的庄重。

　　叁

　　乡试向来在农历八月举行，初九、十二、十五日连考三场，俗称“秋闱”。

　　湖南第一次乡试何以在二月举行？说来话长。

　　湖南作为独立行政区的历史，在中国史册上并不算长。汉代，其地分属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互不统属；唐代与江西同属“江南西道”，虽始有“湖南”之名，却不含岳阳、常德，反将广东连州纳入；两宋分属荆湖北路与荆湖南路；元代隶属湖广行省，北属江南湖北道，南为岭北湖南道；明代设湖广布政司，辖今湘鄂大部。

　　明后期，朝廷意在整顿西南边政，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改土归流”，逐步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派遣流官治理，以强化对边疆的统辖。为绥靖湘黔边境局势，朝廷特设偏沅巡抚，弹压地方事端，衙门最初设于贵州偏桥镇（施秉县），其后移驻湘黔咽喉要地沅州（芷江）。

　　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将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移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长沙、衡州（衡阳）、永州、宝庆（邵阳）、辰州（怀化、湘西）、常德、岳州（岳阳）等7府，郴（州）、靖（州）等2州由偏沅巡抚管辖。

　　三年后，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有了单独的省级建制。但两湖只设一个教育长官，称“湖广督学道”，乡试考点设湖北武昌。湖南仍没有完全省治权，士子们须到武昌参加科举乡试。

　　清朝科举考试分四级。考取学校生员资格的童试为第一级。童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中试者称秀才。第二级为乡试，中试者称举人。第三级为礼部会试，中试者称贡士。　第四级为朝廷殿试，中试者称进士。

　　去武昌应考，偏远的湘南考生旅途长达半月。光绪《湖南通志》载，桂阳考生扶朝盛踏上赴考之旅后，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儿子过洞庭湖时遭遇不测，终日以泪洗面。扶朝盛回来得知后很心疼和自责。就算自己不怕危险，贻父母以忧危，亦难心安，从此不再应试。

　　两湖分闱前，武昌一直都是南方科举重镇，能如期举办乡试，往返湘鄂的主要通道仍是长江水路。近代著名学者杨昌济先生曾遗憾地说，其外祖父向肇昆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过洞庭湖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赴考之旅，倍添悲壮苍凉。

　　经济因素也使许多贫寒考生望而却步，湖南有的读书人因此根本不做功名之想，终身没有去武昌参加过乡试。赴考考生基数小，考中的人数自然少，进京参加会试、殿试的更少。动员士子们参加乡试，竟成了湖南地方官员的一项棘手工作。

　　《湖南教育史》指出：乡试地理阻隔，是明清时湖南科举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前期，湖南乡试名额只占湖广省的35%，湖北中举数是湖南的近两倍。明代湖北的进士数为1009人，差不多是湖南的两倍。王闿运等学者承认“湖南人物，罕见史传，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

　　肆

　　科举考试地域不公，湖南士子纷纷上书当局。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桂阳人郭远上书偏沅巡抚《公请南北分闱呈》，提出赴武昌考试的诸多困难，请求两湖分开乡试。其后，越来越多的湖南士子请求分闱。

　　往后三年，二甲进士出身，“为官清廉，常俸以外，一介不取”的偏沅巡抚赵申乔“为生民立命”，上《请湖广乡试南北分卷疏》。虽只提“分卷”，但标志着湖南最高当局着手解决对湖南乡试不公的问题了，结果却是“格于部议”。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文名响彻湖湘、号称“楚南四家”之一的长沙府人士陈之駓，参加武昌乡试，正主考是督学湖广的江苏宜兴人潘宗洛。潘对陈之作文大为赏识，拔为第一，并召集诸生宣讲其试卷，赞曰：“此真秦汉文也。”陈之駓的湖南犟脾气来了，执卷径直走到案前，对潘考官说，某文承蒙甄拔，甚感羞愧，但您的评点有不当之处。随即指出某事出于某书，应读某音等。

　　众生哑然失色，皆为陈不敬考官捏一把冷汗。潘宗洛却欣然离席，揖曰：“某弋科第早，汲古浅，幸教我。”并取笔更正，再向诸生朗诵称善。其虚怀若谷，深为诸生敬重。

　　潘宗洛自此对湖湘考生深生好感，为诸多优秀士生因家境贫寒放弃远途的乡试而忧虑和惋惜，并成为他一大心病。康熙五十年（1711年），潘宗洛上任偏沅巡抚后，第一件事就是继前任巡抚赵申乔上《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正式提出“南北分闱”，结果仍“复格于部议”。

　　最不放弃两湖分闱的是湖南巡抚李发甲，他趁康熙帝欲振兴文教、培养人才的时机上疏，请求在湖南设考场。“惟是恭逢我皇上振兴文教，培养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乡试屡经广额、会试分省取中、万寿遇旬加科、苗徭一体科贡、弁兵许应武试，以及文入武闱，武入文闱。凡兹旷典，亘古所无，何尝拘于定例？”

　　李发甲援引当年康熙在洪泽湖设救生桩的典故以博取同情：“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险，覆溺甚多”“曩年圣驾巡视河工，悯念洪泽湖风涛危险，设立救生桩，全活无数生灵，遐迩感戴。今洞庭之险，十倍洪泽，万难立桩。惟有分闱一策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泽湖之救生桩矣……”

　　李发甲坚韧不拔地上疏，“前抚赵申乔具题于先，既格于部议；抚臣潘宗洛继题于后，复格于部议。兹臣先奉谕旨，然后具题，仍复格于部议。若非洞庭十分危险，士子迫切呼号，何至前后三抚臣叠奏不已……今分闱一事，上以广圣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于科场大典倍见昌明……”

　　李发甲“愿共捐三年廪膳等银兴建贡院，不费国帑。此等迫切情状，实出于万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他满以为能说服朝廷，上奏同时，捐出自己俸禄，督促官绅加紧兴建贡院。

　　这回说动了康熙，礼部仍以“科场定例年久，不便纷更”拒绝分闱，而康熙竟又“依议”同意礼部意见。湘潭考生陈鹏年反应激烈，直指“部议之驳稿不公”。

　　建设中的贡院，只好改作湖湘书院。还好，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为后来迅速完成贡院的建造争取了时间。李发甲因诸事不顺，积劳成疾，病逝于任内。

　　雍正登基，河南道御史吕谦恒再议分闱之事。这位曾任湖广乡试正主考的河南籍官员，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曾上疏陈弊，对湖南士子跋涉赴考的艰辛深有共情。

　　雍正锐意革新，多次颁谕表达兴贤育才之意，鼓励官员踊跃献策。他采纳吕谦恒奏折建议，谕令“两湖分闱”。还特批：若能在二月前备妥考场，可于次年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开考。

　　湖湘文化向来勇为人先。彼时甘肃、安徽等省虽同属新分省建制，却无人提议分闱。唯湖南接力上疏，虽屡遭驳回仍坚持，终以十八年之功实现独立乡试，成就科举史上著名的“两湖分闱”典故。

　　魏廷珍给朝廷的奏折说，有8400多名士子参加了当年在长沙第一次“高考”，是分闱前的三倍多。《湖南教育史》载，此次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少1名；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湖南通志》载，邵阳佘凤举摘得桂冠，成为湖南贡院首位“解元”。时年五十一岁的他，接连通过“公务员”的复试，大器晚成，后入选内阁中书，历任候补知县、山东主考官等职。其时，人寿未高，五十已近暮年，若非分闱之典，洞庭风涛早断其青云之路，哪还能“学而优则仕”？

　　其后，雍正将“偏沅巡抚”正式更改为“湖南巡抚”，并设立湖南督学道。至此，湖南省行政区域作为独立的地方一级政权组织基本确立了。

　　这株新分蘖出来的禾苗，在浪潮中起伏涌动。湖湘“家置诗书，人怀铅椠，下至苗瑶子弟，争趋向学，庠序盈门，萃萃俎豆，实人文极盛之时，万世太平之象也”。随着乡试人员进一步增加，考棚严重不够，只得在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后增至13364间。原是濂溪一脉，终于大江东去，浩浩汤汤。

　　光绪四年（1878年），增修贡院时，专门修建五贤祠以祭祀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等五位分闱功臣。

　　竣工时，郭嵩焘作《五贤祠碑记》曰：“集数公之心力，展转以求成。部议愈坚，请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

　　伍

　　两湖分闱对湖南人才崛起及走出湖南参与国事意义重大，特别是把湖南人秉持为民作主、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传播到了全国。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后的太平天国天京（南京）仿若炼狱。街道上随处可见碎石与焦木、残垣断壁。幸存者眼神空洞，脸上写满惶恐，阵阵哭声在城中回荡。硝烟尚未散去，曾国藩却急着与赵烈文等几位核心幕僚认真商讨乡试之事。

　　赵烈文乃赵申乔六世孙，“研究晚清历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研究曾国藩不能不研究赵烈文”。一套《能静居日记》能见识到赵的非凡本领。赵烈文深受曾国藩信赖，其屡屡上奏，为赵封爵升官，偏又不让赵赴任，继续留于幕府。

　　曾国藩决定暂缓总督衙门、布政使司等官署的重建工作，把修复江南贡院当作首要事务，且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在当年十一月开科乡试。

　　曾国藩入贡院废墟上查勘，每隔几日都会亲临工地现场督导工程进展。最后半月，他更是“对标对点”逐段验收。仅三个月便成功修复了16000间号舍，堪称基建奇迹。

　　江苏、安徽两省乡试如期举行。曾国藩率李鸿章等大员亲至下关码头，迎接朝廷钦派考官太仆寺卿刘昆、翰林院编修平步青。

　　鉴于战乱致士子流离失所问题，曾国藩特准未具备参考资格者“先考后补”，同时还从外省调配熟练人员来协助考务，保障流程不出差错。他安排下属从湘军粮台处借调五千件衣服，来应对当时天气寒冷；还吩咐手下熬制姜汤，让众人驱寒祛湿。

　　其时，有1.98万名士子应考，其中78岁考生鲁光羲祖孙三代同场，最幼者年仅17岁。“父子同科”“三世共考”的场景，以科举文化凝聚人心，打破战后萧条气象。

　　此科共录正榜273人、副榜48人，新晋士子大多成地方治理中坚。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以钦差大臣身份兼任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其时，陕西、甘肃已分省自治，乾隆三年（1738年），甘肃行政中心也由临洮府治迁驻兰州，而陕甘学政仍驻陕西三原县。

　　左宗棠认为教育落后、人才匮乏是西北民族冲突和连年战乱的主要根源，共情甘肃士子千里迢迢赴三原乡试，跋山涉水，困难重重。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上奏朝廷：“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啻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诸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北京）劳费相等……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请求清廷体恤甘肃考生之艰难而陕甘分闱取士。

　　次年，清廷批准陕甘分闱。左宗棠和地方绅士共同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在兰州袖川门（兰医二院）建设贡院，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

　　左宗棠为甘肃贡院至公堂撰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后任陕甘总督谭钟麟亦撰联：“秦陇分闱以后，生聚教训，偻指十年，几番星使搜罗，得士期为天下用；国家吁俊之方，经策诗文，扃门三试，休道风檐辛苦，吾曹亦自个中来。”

　　陕甘分闱，对甘肃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意义重大，更对整个西北地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才选拔是各项事业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曾、左二人以文教系天下安危，敢担当、勇进取，是长沙府走出的经世致用杰出代表，呵呵，朝廷欠这两位一个“人才甄拔奖”啊。

　　陆

　　两湖分闱，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杨昌济说：“及南北分闱，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闱之效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诚如李发甲当年所愿：“湖南未吐之才华，尽发文明之气象。”南北分闱直接推动了湖南近代人才的爆发式增长，自清嘉道以来，湖湘人才联袂而起、结群而强，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井喷之势，先后崛起数个影响深远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开风气之先；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撑政局之危；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勇毅求变；以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倾覆帝制；更有以杨度、谭延闿、刘人熙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纵横时局……

　　两湖分闱对平衡湖南文化教育发展、经济社会进步，作用亦不可低估。《湖南教育史》载：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朝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后，对湘西苗、汉士子参加乡试实行另编字号予以特殊照顾。政府还资助“苗疆”生童的赴试盘费。原来教育扶贫、高考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等，早已有之。

　　在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西侧围墙，嵌有黑色碑刻，以图文记述科举沿革与湖南贡院旧事，宛若一座露天科举博物馆。当年贡院规模宏阔：东抵蔡锷北路（原东长街），南达中山路（原贡院街），西连又一村，北至营盘街。四周高墙环卫，布局严谨、功能完备、戒备森严。院内号舍与考官公廨鳞次栉比，东侧分设内供给所、弥封所、阅卷所、良医所；西侧为誊录所、对读所、受卷所。院外旧有拱辰泉，亦称储英泉，供场内官民取用，后改汲白沙井水。

　　光绪年间，贡院拓建号舍，赐闲湖遭填平。此湖原为明湖广督学颜鲸退居之地，由吉藩所赐，园内亭台桥榭俱全，紧邻贡院。今故址仍存“赐闲湖古井”石碑与古井遗迹。昔日“南闱放榜”“鹿鸣宴”之盛景，皆载于碑文之中。1905年科举废止，贡院改建为湖南督学署；1907年，谭延闿等人在此创立教育会，此地遂称“教育会坪”。

　　如今贡院旧迹尚存：原门前石狮，藏中山路三角花园；三百米青砖墙，墙间嵌有“贡院巡道街宽壹丈壹尺”石碑，立于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东侧围墙。紧邻贡院与湖湘书院的郭嵩焘故居，亦立有匾额。当年此处兼得考场与书院之利，又傍五贤祠碑记文脉，堪称得天独厚的“双学区”房，身价自非寻常。

　　一批批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湖湘士子，铸就了“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人写就”的豪迈与荣光。湖湘文化如长藤延蔓，经岁月淬炼，终硕果累累……漫步在被万千足迹磨润的麻石板路上，凝神品悟，文脉悠长，一缕醇厚馨香，早已充盈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