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雷冬竹建议：用好激励约束机制，将虚高药价降下来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3月14日北京讯（特派全媒体记者 朱敏 彭玮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自2009年启动以来，在维护人民健康、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各地实施情况中还存在基本药物价格虚高、短缺等现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冬竹建议，国家加强引导，遵循市场规律，建立健全“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等多措并举的国家基本药物管理体系，进一步深化医药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调研

　　基本药物频繁调价

　　百姓医药费用不断提高

　　“基本药物频繁调价，价格虚高，百姓医药费用不断提高。”雷冬竹调研湖南8家医院后发现，2016—2018年期间共有83种国家基本药物涨价，31种药物二次涨价，24种药物三次涨价，6种药物四次涨价。

　　雷冬竹介绍，涨价的基本药物主要集中于癌症、慢性病等长期用药，尽管部分药品DDDc（限定日剂量）涨幅较小，但对于长期用药的患者，仍为较大的经济支出。有一定比例的药物DDDc涨幅较大，超过每日100元，百姓医药费用不断增加。

　　同时，基本药物短缺或供应不足。雷冬竹以某部级医院调查结果为例，在2016—2018年期间价格上涨的83种国家基本药物中，有15种药物经常出现短缺或存在供应不足。“这与国家‘保用量、降药价、省费用’，有效缓解看病贵的基本药物制度设计初衷相距甚远。”

　　分析    基本药物价格上涨与供应短缺密不可分  

　　“市场规律告诉我们，基本药物价格上涨与供应短缺密不可分。”雷冬竹分析，这有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的原因。

　　雷冬竹说，政策方面主要是受医保政策对医疗机构理性选择、“两票制”政策和议价机制的影响。目前，各医疗机构药物实行“零差价”销售，又缺乏完善的补偿机制，医院在采购和使用药品时没有选择价格低廉药物的内在动力。部分基本药物需求量较小，致使企业生产意愿不强，配送企业配送成本增高。部分药品流通企业因不满足“两票制”要求不能继续供应药品，医疗机构只能临时更换配送企业。药品价格放开后，低价药、抢救药等临床必须的治疗药物价格由医院直接谈判，执行中也存在一些导致价格上涨的弊端。“医院无法准确了解药品的成本，药品的配送价格基本是公司或厂家‘一言堂’，存在抬高药价的隐患，议价机制监督也不甚明确。”

　　而在市场方面，她认为有医药企业生产配送动力不足、存在生产垄断行为等原因。“基本药物的采购方式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廉价基本药物因利润偏低，致使中标企业对生产和配送药品的动力不足。”雷冬竹说，在药品流通环节中，配送企业主动涨价谋取更大利润导致药品涨价，而部分药品定价太低致亏本经营，企业很难支撑一条亏本的药品供应链。“调查发现，有些配送维生素B6注射液的企业由于长期亏本经营，不得不提升采购价格来保证药品正常供应。”

　　建议    全面推行医保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

　　雷冬竹建议，切实推行基本药物合理使用的医保激励机制。在定点医疗机构全面推行“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让医疗机构的药物治疗回归理性，提高基本药物需求量，提高企业生产和配送积极性。

　　她建议科学制定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价格，完善药品价格洽谈机制。一是政府部门加强主导，充分考虑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科学、合理制定药品最低招标价格，避免“药价倒挂”现象发生。二是建议由省、市采取“带量采购”的方式统一组织议价，避免单个医院洽谈药价浪费人力、物力。三是在实行“两票制”基础上，国家规定在“一票”药品价格上的统一加成比例，以减轻医院或相关部门的价格洽谈压力。四是建立相应的药品价格洽谈监督机制，维持价格的相对稳定。

　　雷冬竹建议，明确行政机构负责处理廉价基本药物短缺相关问题，做好短缺药品协调工作。建立基本药物短缺预警与管控机制，对基本药物储备情况实行专门管理。建立国家药品短缺报告系统，要求生产商提前一年通知政府潜在的药品供应短缺情况，要求生产商必须提供原料药供应商信息等。

　　同时，她建议建立药品供应评价机制，加强配送企业的药品配送责任管理。完善国家药品储备制度，有效调控药品供应。在省级、市级建立关键药品储备目录，从每一个类别中选择一种药品，对其供应情况进行重点监控，将短缺药品及时进行调剂。加强对廉价药物的投入及医药产业政策引导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