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学习贯彻市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付臣欢

　　专家名片

　　易希林，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

　　刘奕汝，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对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对于增强发展动能、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作为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城市，长沙在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全力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征程中，深刻认识到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全面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理念的时代价值？实践中，推动两者结合面临哪些挑战？城市发展中，如何更好推动二者紧密结合？近日，长沙晚报理论版《热点面对面》栏目特邀2位专家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维度，共话“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之道。

　　“投资于人”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核心举措

　　记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理念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发展阶段，如何把握“投资于人”的重要作用？

　　刘奕汝：“投资于人”并非简单民生投入，而是围绕人的发展这一核心，推动各类资源向人的培养、发展与保障集聚，系统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激发内生动力、筑牢权益保障，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

　　从理论渊源看，“投资于人”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当代发展。“投资于人”着眼于突破以往可能存在的“重物轻人”的局限，突出劳动者素质提升与活力激发，是对“人的价值”的充分彰显。同时，它注重劳动力再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协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从时代要求看，“投资于人”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门列为一项重大任务。“投资于人”，正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核心举措。

　　易希林：从发展规律看，物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后，边际效益趋于减弱。长沙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正处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期，单靠传统投资难以为继。投资于人可提升人力资本、激发消费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十四五”期间，长沙将75%以上市级财力用于民生，研发投入强度提高至3.35%，常住人口超1000万、净流入人口超60万，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展现了以人的发展牵引城市升级的实践路径。国际经验也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投资于人”比重逐步提高。面向“十五五”，长沙提出建设“创新创业之城、宜居幸福之城”，打造“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优势，正是顺应规律、增强内生动力的战略选择。

　　加快制定“投资于人”的统一评价标准

　　记者：在实践中，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易事，您认为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易希林：要推动这一结合落到实处，需正视以下问题：一是投资周期结构性失衡。物质投资见效快、易考核，而教育、科研、健康等投资周期长、效益滞后，易被忽视。例如，修一条路、建一个园区，效果立竿见影。而对教育质量、人才满意度等“软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效，缺乏科学、权威且被广泛认可的衡量标准。

　　二是政策协同不足。生育支持、人才政策涉及多部门，尚未形成有效合力。三是评价体系“重硬轻软”。如科技创新若片面追求论文、专利数量，可能削弱原始创新。四是部分投资与需求脱节。一些项目规划未充分考虑人口流动与区域功能，导致资源效率不高；托育、养老、城市更新等领域仍存在供需错配、覆盖不足等问题。

　　刘奕汝：我认为必须克服单纯强调物质资本积累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片面性。以就业为例：一方面，通过“投资于物”创造更高质量的物质基础和就业机会，为“投资于人”提供坚实的平台和载体；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技能水平，为物质资本的更高效运用和价值创造提供根本支撑。实际上，“物盛”与“人兴”不可偏废，只有“物为人用、人以兴物”，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实现长久发展。

　　记者：面对这些挑战，从实践操作层面，应如何构建有效的协同路径？请结合长沙实际谈谈。

　　易希林：我认为，针对上述问题，长沙可依托现有基础，从多方面协同推进：

　　一是建立长期评价机制，兼顾短期成效与长远发展。长沙应构建多维度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将人力资本密度、技能提升率等“人”的指标，提升至与物质投资同等地位。将“人才生态指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水平”等纳入区县和园区绩效考核，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二是打破部门界限，强化政策协同。制定跨部门激励政策，对“物与人”结合紧密的项目，予以重点支持。长沙可参考已有的“万名干部联万企”机制，在新型城镇化、产业园区开发和城市更新中统筹规划产业、居住、教育医疗及文化功能。

　　三是坚持需求导向，提升投资精准性。比如，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专项债券等方式引导资源投向托育、养老、健康、文体等民生短板领域。在此基础上，长沙可在园区开发与片区更新中推广“产业功能+生活服务”一体规划模式，同时持续加大对“一老一小”的投入，实现“物”的更新与“人”的服务同步提升。

　　记者：在体制机制保障方面，有哪些需要着力完善的关键点？或者说，“投资于人”这个指标，能不能被量化看见？

　　易希林：一个关键的着力点就是：健全评价体系，彰显人力资本价值。应加快制定“投资于人”的统一评价标准，推动人力资本核算与价值评估规范化，使其具备与固定资产投资同等的数据权威。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长沙可探索建立“人力资本账户”，量化评估人才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度。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七个一”行动为例，政策评估既要关注创业企业数量，更应重视创业带动就业的实际成效。同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将学生综合素质、身心健康等纳入学校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长期跟踪评估，借鉴国际经验，将儿童早期发展、终身学习、职业能力提升纳入宏观政策评价框架。

　　“黄金平衡点”：一个以人为核心、持续演进、动态校准的平衡系统

　　记者：刚才我们探讨了结合的路径与机制，但在现实发展中，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长沙正处在产业能级跃升（需大量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口人才集聚（需持续改善民生）的时期，如何判断并动态调整这两类投资的“度”呢？是否存在一个理论或实践上的“黄金平衡点”，确保城市的长期竞争力与居民的当下获得感都能得到维系和发展？

　　易希林：关于“度”的问题，长沙可建立以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与年轻人友好城市为目标的动态监测机制，依据研发投入、人才吸引力等指标实时评估。若人才流入放缓或满意度不足，则加强“投人”，如深化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若基础设施或园区配套滞后，则优化“投物”，以此夯实城市承载力、激发人力资本效益，推动两类投资互促共进。

　　至于“黄金平衡点”，理论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静态平衡。但长沙可通过短、中、长期协同实现动态均衡：短期聚焦“七大攻坚”与就业优先，增强人力资本韧性；中期依托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和“一城一区三基地”，完善人才引育与“产学研金用”融合；长期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构建“产业—教育—创新”闭环，以产业需求牵引教育、以创新赋能产业，最终在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同时，持续增强居民获得感。

　　刘奕汝：我认为“黄金平衡点”并非一个固定比值，而是一个以人为核心、持续演进、动态校准的平衡系统。从理论逻辑看，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长期互哺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产业投入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民生提质是人才集聚的核心吸引力，失衡则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或“发展无支撑”。因此，“度”的判断标尺一是看产业升级是否切实转化为更高质量的就业、收入增长与人才净流入；二是看民生投入是否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承载力、降低了宜居成本、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与活力；三是看“物”与“人”的投资是否形成了正向循环，即人才集聚助推产业创新与资本效率，而产业收益又反哺民生改善，形成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对于长沙而言，可以通过设立“产业—人才—民生”联动评估模型，动态校准资源投向，使“物”的投入与“人”的发展相辅相成，共同积蓄城市长远动能，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竞争力与获得感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