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剑指”，高额彩礼如何“减负”？ | 山水洲城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实际上，这不是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到“高额彩礼”。橘洲君梳理发现，7年来，中央一号文件6次点名“高价彩礼”。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2022年则提出，“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提出，“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4年提出，“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那么，结婚彩礼是怎么来的？它是否合“礼”且合理？如今，我们为什么要让彩礼回归理性？

一

彩礼，作为中国古代婚姻一种定情信物，有着悠长的历史。作为礼仪之邦，古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缔结婚姻的“六礼”，其中，“纳征”即男方送聘礼给女方。

《周礼》中提到，“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就是说周天子脚下，老百姓迎娶的彩礼只要 20 丈布匹（一丈约为2.31米）。两宋时期，行定聘礼名目繁复起来，根据《东京梦华录》等书的记载，双方议婚时，先要交换草帖与正帖，在草帖和正帖上，双方除了填写年龄、生辰、父母官职封号之外，男方要详细标明聘礼数目，女家要列好陪嫁的物品清单。到明清时，聘礼通常有钱、金银首饰、糕点、白酒等。《明史·礼志》有言：“凡嫁娶，纳采、纳币、亲迎……纳币，以金银、布帛、钗钏等物。”

彩礼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对彩礼习俗的深刻影响。

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彩礼的描写。例如《孔雀东南飞》中，郡守小儿子为迎娶刘兰芝，不惜重金。《水浒传》中，桃花山的山大王周通下山打劫，看上了当地财主刘太公家的女儿，便撇下20两金子、一批红锦为定礼。《红楼梦》中，贾迎春误嫁中山狼时，被污蔑“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这些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婚姻习俗，也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命运。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现象愈演愈烈。部分地区平均彩礼金额达20万至30万元，还伴随着房产、车辆等要求。有些地方还玩出了新花样，例如一般是“三斤三两”（百元大钞的重量）或“六斤六两”百元钞票，有的还讲究“万紫千红一片绿”，即不同面额的钞票组合。

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农村，一些家庭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因为一场婚礼瞬间消耗殆尽，有的还背上沉重的债务。一些家庭为了给孩子准备彩礼而举债，婚后小两口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二

马克思在《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提到，“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他认为，真正的爱情需要双方克服重重困难，经受长期考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而非其他因素（如经济或社会地位）。他强调，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然而，农村高额彩礼的现象却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

高额彩礼已经“异化”为一种货币计量单位、一种经济交易，它不再是传统习俗中象征性的礼仪，而是成了衡量婚姻价值的标尺。

一方面来源于“养儿防老”观念在一些农村地区根深蒂固。一些父母将女儿的彩礼视为自己养老的经济保障，“狮子大开口”式索要高额彩礼。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彩礼被当作衡量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标尺，相互攀比的“面子文化”大行其道，由此陷入了彩礼价格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种“异化”不仅削弱了婚姻的爱情基础，更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它加重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好多家庭不堪重负。同时，高额彩礼也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女性在婚姻中往往被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它也让部分适婚青年对婚姻望而却步，不得不痛苦分手，更有甚者，一些地区出现借婚姻索取高额彩礼后逃婚、骗婚现象。

这种“异化”的本质，是乡村社会转型期的“价值真空”。当传统道德约束被市场逻辑取代，彩礼便成了维系社会关系的“硬通货”——既是女方家庭对婚姻风险的“对冲基金”，也是男方家庭展示经济实力的“面子工程”。

三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犹如在乡村振兴的文明根系上实施靶向治理，既要卸下经济重担，更需破除精神枷锁。

这不仅是对表象的纠偏，更是对乡村社会深层文化逻辑的重构——既要破解“高额彩礼”的现实困局，又要破除“以财量情”的价值积弊，让婚姻回归情感本真，让乡风重拾文明底色。

一些长期关注农村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的专家总结了一些做法。如“三破三立”法。破“面子工程”，建立文化自信。用集体婚礼的仪式感替代攀比风，证明简约婚礼同样能承载情感重量。破“短期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将礼遇政策与村规民约结合，实现激励引导与制度约束“双轮驱动”。破“单兵作战”，建立共治格局。发动红白理事会、乡贤等多元主体，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生态。

这个治理生态包括，一方面对违法行为亮剑，净化婚恋市场，对骗婚者严厉打击，保护农村青年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绵绵用力、德润人心、化风成俗的引领与关爱尤为重要。妇联利用自身优势，举办婚姻家庭讲座、心理咨询等活动，引导农村女性树立正确婚恋观；共青团则组织青年联谊活动，为适婚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这样，用制度的刚性、服务的柔性和文化的韧性交织，就为破解高额彩礼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地方的创新探索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成功案例。以长沙为例，橘洲君之前写过《移风易俗，宁乡大成桥有“大成”》。2019年，大成桥镇探索出 “一支队伍、两项行动、三个创新、四类宣传”的移风易俗模式。

例如，成立文明劝导服务中心、志愿者协会等8个社团组织。婚宴酒席不超过20桌，每桌餐标不超过420元。此外，大成桥镇为每户家庭设立“功德银行存折”，记录分数而非金钱，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用于公益事业，激励村民参与文明实践。

一套组合拳下来，卓有成效。彩礼费用由逾10万元降到4.8万元至6.8万元，喜宴酒席、仪式等各项开支大幅减少，降至约4万元，全镇村民户均每年人情支出减少约1.3万元。

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高额彩礼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乡村振兴进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一种彰显。治理高额彩礼，既需要雷霆手段的“破”，更呼唤春风化雨的“立”。让“彩礼”回归理性，让爱情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当今乡村移风易俗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社会的热切期盼。

为婚姻“减负”，给幸福“加分”，需要多方发力、综合施策。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类似的高额彩礼现象？高额彩礼怎么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让彩礼回归理性，让爱情回归本真。

作者/龚鹏飞

编辑/刘丹 校读/谈梁

初审/彭培成 终审/沐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