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李亚鹏：情怀如何养活公益？ | 山水洲城记

同一个公益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

一边，前县委书记转身公益人的陈行甲，因2024年年薪超过70万元而受到部分舆论质疑。结果转头，更高薪来了——1月20日上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发布的通告称，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教育、东方甄选、新东方文旅总顾问，年薪150万元人民币。

另一边，近日，明星李亚鹏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名为《最后的面对》的采访视频，详细阐释了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拖欠超2000万元租金等相关事件的经过与感想。结果视频火了，因该公益项目受过帮助的唇腭裂患者也在社交平台发帖肯定，公众慷慨支持，短短数日，与李亚鹏及医院密切关联的嫣然天使基金收到天南地北的捐款。

做公益的人，到底该不该拿高薪？为什么同样是公益，公众的态度却如此不同？

预设一个“圣人”。

公益，很久以前可能叫一个更接地气的词：做好事。问题就在这里。“公益是做好事”的朴素认知，对公众而言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大家逻辑里就倾向于认为，做公益的人，对待公益事业，就该像个“圣人”。

对陈行甲的质疑，正是源于“圣人预设”的道德绑架。从县委书记到公益人，他的身份自带“清正务实”的标签，公众潜意识里便将其归入“应当甘于清贫”的阵营，就像对教师、医生等职业的刻板期待：选择高尚事业，便要与高薪绝缘。

而李亚鹏的故事恰好相反。作为一个明星、商人，公众本就未将其纳入“纯粹公益人”的范畴，甚至带着“是否作秀”的审视。但《最后的面对》中，李亚鹏对唇腭裂病理的专业解读，以及医院坚守十几年的实绩，颠覆了固有认知。原来这份公益不是流量包装，而是穿越岁月的坚持。低期待下的真诚，远比高期待下的“完美”更能打动人心。

我们评判公益人时，似乎不是在评判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在评判他们“像不像”我们心中那个纯粹的公益人形象。

我辛苦“搬砖”，他凭啥？

当73万元年薪与150万元年薪相继曝光，打破了“公益人=苦行僧”的想象，焦虑情绪随之蔓延：在房贷、教育、医疗的重压下，普通人996的收入不及公益人年薪，难免叩问“这样的分配公平吗”。

这样的想法背后，不是对公益的敌意，而是对生活重担的无奈。公益人的薪酬数字，一不小心就成了社会公平焦虑的情绪出口。

但公众忽略了，陈行甲的高薪背后是专业价值的背书：他创办的恒晖公益聚焦儿童大病救助，惠及数万名困境儿童，其公共治理经验与组织管理能力，正是新东方转型中需要的战略支撑，150万元年薪是市场化对专业能力的定价，而非对公益身份的消费。

被误解的“公益”。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认知误区。现代公益，已经超越“好心人施舍”的初级阶段。公益事业，不是一方捐钱、一方收钱就完事了。怎么筹集资金、如何设计项目、怎样评估成效、资金如何透明流动、受益人如何真正参与、社会问题能否得到可持续的解决……每一个环节，都远比一次简单的“给予”与“接受”要复杂得多。

公益的核心，不在于施舍，而在于协作；不在于短暂的救济，而在于系统性的赋能。它是一套需要专业能力、严谨管理和长期投入的社会系统工程。

所以，现代公益事业需要专业人才，合理的薪酬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要条件。问题不在于公益人是否该拿薪水，而在于这份薪水是否与其创造的价值相匹配。

陈行甲获新东方150万元年薪的高薪聘任，恰恰说明其专业能力受到市场认可；而嫣然医院面临的困境，也反映出公益项目可持续运营的挑战。李亚鹏曾在采访里表示“我的情怀大过了我的能力”，这也说明二者其实共同指向同一问题：公益不能光靠情怀，同样需要专业人才与科学管理，否则难以持久。

我们真正该关心什么？

与其纠结于薪酬数字，不如瞄准能切实推动公益事业向更好发展的几个问题：

更新公益观念，接纳职业化本质。高尚的事业同样需要专业支撑，合理的薪酬不是道德瑕疵，而是保障公益效能的前提。我们应更多关注公益项目的实际成效与透明度，而非简单以薪酬高低进行道德评判。

强化透明建设，筑牢公信力根基。主动公开薪酬制度与决策依据，展示专业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关联。例如，陈行甲如果向公众阐释其专业能力如何助力公益项目提升效能，大家也能更理解高薪的合理性，进一步了解公益事业甚至投身其中。

建立多元标准，回归公益初心。不只关注筹资规模或救助人数，更要评估项目可持续性、受益人的真实改变以及社会问题的系统性缓解程度。

健康的公益生态，不妨就从这次话题讨论开始——从“要求圣人”转向“支持专业人士”，从“感动于故事”转向“关注系统性改变”。

毕竟，公益的终点不是塑造道德偶像，而是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让资源抵达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陈行甲的专业之路，还是李亚鹏的坚守之旅，都值得肯定。

当我们放下滤镜，尊重专业、聚焦实效，才能让“薪”的体面与“心”的纯粹，在公益场实现共生。

记者/付臣欢

编辑/刘丹 校读/李乐

初审/胡兆红 终审/岳冠文 李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