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千年文庙坪 | 山水洲城记

文庙、学宫、书院，是孕育文明的胎盘，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是精神向往的殿堂。尤其在宋代以后，这三个场所，往往成为一个地方的标配，无数学子到文庙虔敬地祭奠孔子，然后在学宫和书院焚膏继晷，涵养情操，即“正心、修身、齐家”，以致得道利民，“治国、平天下”。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沙，更不例外。时至今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依然翰墨飘香，书声琅琅。文庙尚且留存着部分建筑，孔子画像依然在斑驳的墙壁上若隐若现。虽然学宫早毁，但其遗址尚存，在繁花似锦的现代化都市里，默默地陈述着朝代的更替，诉说着历史的烟云。

今天，恰是第40个教师节。让我们走进文庙坪，沿着岁月长河探寻那些古老的足迹，了解文脉千年文庙坪背后的故事。

一

今日长沙，成片的老街已为数不多，学院街区算是其中之一。以地域范围来界定，湘江路以东，黄兴南路步行街以西，人民西路以南，城南路以北，这一区域即为现存的学院老街区西文庙坪。长沙历史上的文庙与学宫就坐落在这个片区之内。由此往南，跨过两条马路，就是曾经名震南宋的城南书院。

在古代，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也是官方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和举行科举考试的闱场。

唐时，长沙文庙地处长沙古城西南一隅，前面高耸的庙墙与城墙相迭。其主体建筑大成殿，殿阙高挑，巍峨峻拔，内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复圣颜子（颜渊）等历代鸿儒塑像，凸显庄严、敬畏。另外，还有许多附属建筑和雕塑，最后为尊经阁，是珍藏儒家经典的地方。现存西文庙坪仅是长沙文庙西边的一角，足见此前长沙文庙的阔大恢宏，气势磅礴。

世间纷扰，唯有文庙清幽、宁谧。一折一回，一俯一仰，只要进入长沙文庙，皆会被其间那静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儒学意境所感染、震撼。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重臣王安石作长达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其变法主张，其中包括了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的“新学”。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吴仲复出任潭州（长沙）知州，他到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将庙学改为州学，在长沙文庙旁边设置学宫。这一举措，贴切地契合了“新学”思想。王安石满腔热情地为潭州州学写来贺诗《潭州新学诗并序》。序中说：“治平元年，天章阁待制、兴国吴公（吴仲复）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越五月告成。”这是长沙兴办州学的最早记载。

早在吴仲复出任潭州知州时，王安石就赠诗：“自古楚有材，酃渌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贾生否？”因为吴仲复，王安石与长沙有了美好交集，连续用诗文对长沙表达关切。“有嘉新学，潭守所作。”在《潭州新学诗并序》里，王安石极力褒扬吴仲复抛弃陈旧观念开办州学，激励“潭之士子”发奋读书，“古之读书，凡以为己。躬行孝悌，由义而仕。神听汝助，况於闾里”，并告诫“潭之士子”不要“无实而荂，非圣自是”。长沙州学是王安石“新学”思想落地的开端，也是长沙率先在全国推行州学的闪亮实践。

二

开办州学以后，潭州府所属十二县学子都会不定期地来学宫求学。同时，学宫也是州学考试场地，设有教谕、训导等，学政、知州还不时前来进行督导。自此，长沙人文兴盛，书卷之气弥漫，显赫一时。不过，文武官员路过文庙坪，依旧保持着“文官下轿尊师表，武将离鞍拜圣人”的尊师重教传统。

清晨的阳光照在文庙坪，细弱的、不停延展迁徙的光影丝丝缕缕，洒落一地，碎影斑斓，浸润着每个学子的心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学子们的诵读声清脆而响亮，整个文庙坪都晃动着学子们青春矫健的身影，四处洋溢着蓬勃朝气……文庙还是供奉孔子的庙宇，只是学制一变，整个文庙坪陈腐之气顿消，活力尽显。

静静的秋日里，西文庙坪的人间烟火是那样祥和，流连此处，无不让人感到心灵的慰藉、澄明。无论是欣赏古老的建筑遗迹，还是品味历史的沧桑，每一座建筑、每一尊石像，似乎都充溢着古朴幽雅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往事……

说到人才，必然要说到考试。有一个“破天荒”的成语不仅有趣，而且这件事至今仍令许多长沙人因觉得脸上有光而被常常提起。唐时，每逢科举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长沙地处的荆南道每年都解送举人赴京应考，可接连四五十年居然没有考中一人。于是，人们便将荆南称为“天荒”，并把荆南解送的考生称作“天荒解”。

“天荒”原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人们称荆南为“天荒”是讥讽这里四五十年间竟没有一个举人考中进士，剃了“光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中四年（850年），这一年，荆南道解送的应试考生中，其治下的长沙有个叫刘蜕的人终于考中了进士，真可谓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刘蜕破了“天荒解”，此事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被誉为“破天荒”。

《湖南历代进士科第年里综表》载，在刘蜕之前，湖南已有15人中了进士。湖南历史上真正“破天荒”的是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进士、长沙人欧阳稚。《全唐文》载，欧阳稚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的从弟欧阳允曾孙，他比刘蜕及第早了整整120年，是湖南历史上真正的“破天荒”。

尽管创造了“破天荒”，然而，隋唐时期的湖南仍是官员的贬谪之地，褚遂良、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等迁客的笔下，偏远、孤冷等荒凉景象成了湖南的代名词。长沙乃至湖南第一个人才高峰，却是出现在州学普及之后的北宋末期和南宋全朝。

宋朝，雕版印刷风起云涌，潭州州学抓住这一契机，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大肆刻印书刊。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程颢和程颐所著《二程文集》15卷，这是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被称为“长沙本”。胡宏的著作《知言》《五峰集》也是在其去世后由张栻整理、编辑而官刻印行。后来，朱熹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交由潭州州学刊行。这些书籍是潭州当时最重要的官刻书籍，流传广袤，加速了湘学的传承和生发，对历代长沙学子影响深远。

为了满足长沙学子读经习史和科举的需要，潭州州学还刻印了不少经籍，《易》《书》《诗》《论语》《孟子》《春秋》等都有了“长沙版”。需求决定供给，这个时候，长沙街头冒出了书肆、书坊等书铺，批量刻印和出售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童蒙读本，以及为本土士人科举考试而专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

获取科举考试类书不再艰难，长沙涌现了众多“街头做题家”。潭州州学的发达使得潭州士子通过“进士制科”和“三学造补”走上仕途的人数比唐朝大增，两宋期间有近千人进士及第，其中，从长沙学宫走出的进士就有近150人。清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按“县以上官吏，学术有所成就，忠孝气节闻名于当世”为标准，收入湘籍进士179人，其中潭州52人。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长沙迎来了第一个“释褐状元”——宁乡人易祓。两年后，潭州辖地湘乡人王容参加丁未科殿试中状元，这一年，汤璹、易开、徐起、尹子房四个“街头做题家”同中进士。一年考出一个状元、多个进士，这是长沙尊师重教结出的硕果，也是长沙历史上“破天荒”的破天荒！

三

王安石“新学”的核心就是“三舍法”，即太学分上、中、下“三舍”不同程度进行教学。“三舍法”以升舍的方式代替科举考试，提高了州学的地位，促进了州学的勃兴。

早在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知州李允则建湘西书院于岳麓山下。潭州州学的兴起，将州学与书院进行了无缝衔接，到北宋后期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体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潭州三学”，在两宋时“闻名遐迩”。所谓“三学”，即将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低逐级安排升舍；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入湘西书院；湘西书院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方可再到岳麓书院深造。“潭州三学”其实就是推行王安石“三舍法”的翻版。《宋史·尹谷传》云：“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

南宋绍兴（1131年至1162年）年间，漕司设辟学官之职，更加刺激了州学的发展。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先后充任长沙地方官吏，他们致力于兴学，使长沙州学再次得到发展。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知潭州，作《潭州劝学文》，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朱熹、张栻）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周敦颐、二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这之后，汪立信知潭州，“兴学校，习士为变”。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来长沙任湖南提刑使，特为长沙学宫题写了“整、齐、严、肃”四个大字，以示对潭州州学的褒赏。

两宋时，潭州城已是商旅辐辏、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方。南宋词人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曾在长沙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站在船头，看到长沙城内热闹非凡，情不自禁地吟道：“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倒逼潭州州学不得不多次增修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由潭州知州、资政阁学士曾孝序主持。像岳阳楼修竣后，滕子京恳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一样，长沙学宫大成殿修复扩建告成之后，曾孝序也特邀理学家、前任潭州知州真德秀为之作《潭州大成殿记》。

和朱熹一样，真德秀属意教育，他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多次到长沙学宫和岳麓书院督学，并主持祭祀朱洞、周式、刘珙等岳麓书院先贤，对张栻、朱熹开岳麓理学学统十分激赏，为潭州州学的昌盛和岳麓书院理学勃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竞竞，不显亦临……众形之役，统于心官，外止勿流，内守愈安。”真德秀不仅写下《长沙劝耕》和《潭州劝学文》，他还写了《勿斋箴》《潭州示学者说》《长沙新第呈诸学士》等大量与长沙州学和书院有关的诗文。

“厚重镇俗如岳之弗摇，清明鉴物如湘之不波”“彻其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倏焉亢爽，列戟之门，学匾揭焉”“宫墙外内，巍然焕然”“甓旧路，复射圃……”真德秀《潭州大成殿记》描写的是长沙学宫重建后的宏壮气象，并将新的学宫提升到了影响社会文明进步、正风清明的崭新高度。而今，在西文庙坪牌坊广场东侧的文化墙上，还能读到《潭州大成殿记》，即便这是近年来的新刻，却仍能从中感受到真德秀对长沙学子的拳拳之心，那时长沙学宫的文气如长虹贯日。

四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元兵南侵，位于岳麓山下的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时常遭到元兵袭扰和破坏，湘西书院毁坏殆尽，“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岳麓书院山长尹谷率“三学生”与潭州军民苦守长沙，除夕夜，城内一片死寂。尹谷积薪闭户，全家老少坐在一起举火自焚。邻居来救，他却正冠端笏，稳稳地坐立于烈焰之中……元军攻入潭州屠城，学宫荡毁，“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

次年，长沙归元，平章阿里海牙镇守潭州，仿照真德秀《潭州大成殿记》重修学宫，竣役后改名天临路学，并碑刻《天临路学先贤祠记》。不过，“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初朝廷依然只信得过蒙古贵族出身的军功吏才，刻意将科举取士弃之。平章阿里海牙重修后的长沙学宫有名无实，冷冷清清，直到皇庆二年（1313年）宣布“行科举”，长沙学宫才恢复了往日生机，莘莘学子，丰标不凡。

明初，天临路学改回长沙州学，卫守潭州的兵马指挥使邱广增建明伦堂，长沙知府刘清扩建庙庑斋舍，教授王褒复建射圃，学宫规模初具。天顺六年（1462年），长沙知府钱澍又建尊经阁（藏书楼）于明伦堂后，并请长沙府治下茶陵籍诗人李东阳为之作《长沙州学尊经阁记》。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长沙知府孙存、潘镒、周标、吴道行等先后修建棂星门、敬一亭、司祭所和泮池，并修复大成殿。

明朝是一个爱大兴土木的朝代，长沙吉王府“广袤若干里”，“城内地方半属王府”。明朝采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实行科举考试，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这就是“八股文”的由来。这种按照“套路”取士的方法更加依仗州学，因而，明朝200多年间，长沙州学一直未曾间断。天启三年（1623年），长沙学宫修缮工程极为浩大，长沙知府谢宗泽“念学宫殿庑，尤鼎革一大机务，遂捐俸纠工”，“建尊经堂以培龙气，广辟水池以澄秀颖，耸文星阁以峙巽峰”，巍然之盛举矣。

也就是在这一次，谢宗泽添建了“道冠古今”牌坊。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大西军攻陷长沙，一把大火将吉王府和学宫等建筑付之一炬。张献忠撤出长沙后，长沙知府周二南、督学堵胤锡尝试捐修学宫，刚起了个头，明朝就覆灭了。

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长沙府学才得以再建，长沙知府张宏猷修缮大殿和斋舍，重建崇圣祠、敬一亭，东西两庑筑墙柏树，长沙学宫始复旧观。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陈宏谋、吴荣光等接力多次扩修学宫。然而，这之后长沙学宫也曾饱受战火之虐，楼阁支离，破烂不堪。纷乱之世，何处才有一方读书的净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攻占长沙，学宫成了马栏，威严的宫舍里传出的不再是学子们的琅琅书声，而是兵车辚辚，战马萧萧。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将长沙学宫的魁星楼作为打击目标，轰地一炮，半桷削去。战后，长沙、善化、湘阴三县士民捐银10万两，长沙学宫才得以修复如初。

同治五年（1866年），湖南巡抚李瀚章主持长沙学宫大修，耗资5.5万余缗。这是长沙学宫最后一次大修，修复后的学宫比历朝学宫更为宏敞，使之达到了鼎盛时期。从清朝光绪《善化县志》绘制的“长沙州学宫图”可窥其壮阔：正殿五进，依次为棂星门、大成殿、御碑亭、崇圣祠和尊经阁，西面为训导署、名宦祠、乡贤祠、射圃等，东面为教授署、明伦堂、文昌阁、屈子祠等，登上东南角上高耸的魁星楼，方可一瞰城墙内外，远眺湘江北去。

李瀚章还重建了高约10米，宽约6米的“道冠古今”牌坊，整个牌坊厚重俨然，端庄大方。其坊柱上雕刻着二龙戏珠、狮子绣球、麒麟、卷草等图样和纹饰，龙头鱼身吻兽簇拥着中心的葫芦在重檐上兀立，刀法精细、明晰。牌坊正门额坊上刻着“道冠古今”，背面是“贤关”，寄托通过贤能之人，让道贯穿古今的良好企望。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为什么长沙学宫总能屡毁屡建、浴火重生？这是因为，长沙学宫的文气即若悄然无声，却能深深地触动人心，似那点亮心灵的灯塔，指引着长沙人的华胥之梦；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长沙人，宁可弊衣疏食，也要让长沙学宫巍然屹立，以此照亮长沙学子前行的路：他们从长沙学宫起步，自江湖而入庙堂，自中国而至世界……从建造那天起，长沙学宫文脉展延千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五

“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清代毛祥麟在《楚才纪盛》中发出如此慨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写就。”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井喷”效应，前后形成了几个极为壮观的人才群体。这期间，从长沙学宫先后走出了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进程的风云人物。

然而，清初却并非如此。康熙三年（1664年），析湖广省为湖北、湖南二省，是为湖南建省之始。可直到雍正朝之前，湖南学子参加乡试仍须前往武昌，因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浩渺无垠，风狂浪险，曾经吓退或者被洪水吞没了无数湖南学子。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8年间，湖广开科26次，共录取举人2204名，可湖南录取人数仅有440名。

这种局面引起了长沙学宫等湖南学子的极度不满，纷纷请求朝廷在湖南开辟贡院，单独举行乡试。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湖南巡抚赵申乔呈请均分湖广省乡试南北名额，其继任者潘宗洛、李发甲先后多次呈请湖广“南北分闱”。经过近20年的努力，雍正元年，朝廷终于下诏两湖“分闱”。

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终于在长沙举行了自己的首次乡试。从这一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74科乡试中，湖南的中举人数为3888名，其中，长沙俊采星驰，中举人数近千名，是两湖“分闱”前的三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长沙学宫随之荒废，人迹罕至，庭宇芜秽。1938年，那场“文夕大火”将长沙学宫烧得只剩下“道冠古今”牌坊。

秋日杲杲，从湘江边的古潭街南口拐进去，阳光从房檐与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青石板铺就的街面上，晃动着熙熙攘攘的影子。街太窄，随便几个人走动，就显得拥挤。街巷深处涌起的微风，穿堂而来，一阵一阵的，有时波澜不惊，有时花枝乱颤，有时卷起人们的衣领，有时也会撩起美女们的裙裾。虽已仲秋，溽热却未散去，小巷深处，凉风习习，感觉倍爽，仿佛漫步在明清或更远朝代那迷宫般的街巷里。这时候，好想身着蓝衫，手执白扇，最好还牵一位衣袂飘飘专为读书添香的红袖，不声不响，不紧不慢，三拐两折，来到西文庙坪。

大凡学宫所在，定是一地之文脉。古时长沙，学子们齐聚学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只待开科，一举成名。虽然长沙学宫现在仅剩一座牌坊，但“道冠古今”的匾额依然翰墨飘香。如果平心静气，似乎还能听到读书声。这读书声一定源自学宫的史册，源自文脉的传承。

循着隐隐约约的读书声再往里走，经过一道门，叫“贤关”。关取“贤”名，许是脱胎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想必当年在此过往盘桓的，多为贤明、贤德、贤能、贤良之人。走出“贤关”，就会再次跌进那似棋局一样盘根错节的老街老巷里。樊西巷、黎家坡、师敬湾、石井巷、豆豉园、德厚里、半湘街，在不到0.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间里，分布着上百条小街微巷。说学院街深，并不是说街有多长，巷有多远，而是指街巷繁多错落，迂回起伏，既曲径通幽，又互通款曲，若是陌生人走进来，如同走进了迷宫，不绕几个圈子，是很难突出重围的，所以就显得幽深莫测了。

我曾有幸在天心区原学院街道工作过，对这一片老街区自然十分熟稔。时常，我在街巷里走门串户，与居民嘘寒问暖，有时也会利用工作的间隙，寻访屈子祠、登瀛桥、学院衙门等历史遗存，品味遐龄井、白鹤井、泉嘶井等古井清泉，尝一尝臭豆腐、辣干子、梅菜饼等风味小吃，看一看沿街的商号酒旗，把玩一番地摊上的陈器旧物……三朝七夕，自然混了个脸熟，我成了这里的街坊，走过路过，必能赚得一杯茶喝，也会引发无限的遐思。

重视教育的国家，一定蒸蒸日上；擅于学习的民族，一定欣欣向荣。

当教育成为一座城市的锃亮名片，当学习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需求时，这座城一定是勃发生机、昂扬斗志的青春之城、励志之城，也一定是积淀厚重、承载辉煌的历史之城、文化之城。长沙，就是这样的独特存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无不因其一流的学科蜚声业内外；长郡中学、雅礼中学、长沙一中、师大附中，无不因其顶流的战绩名噪湖湘。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沙学子满怀家国情、书生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千年学宫，道冠古今；万里长沙，弦歌不绝。如今，文脉源远流长的文庙坪，必将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春歌
编辑/彭培成 刘丹 校读/符卓棻
初审/李颖 终审/沐刃